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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》:日本时代的狗狗、车牌和豪华邮轮
上传时间:2020-06-10点击:906次

《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》:日本时代的狗狗、车牌和豪华邮轮

书名: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(全新增订版)

作者:陈柔缙

出版社:麦田出版社

出版日:2016/10/6

狗狗的日本时代

日本幕末,一位荷兰人的家僕带一只外国狗狗,从长崎踏上东瀛土地。接着一八六○年代末期,也就是明治初年,日本门户向西方大开之际,一只脚很长、尾巴很细、毛短耳垂的pointer猎犬,跟着牠的英国主人,移居横滨,开始牠的东方见闻录。

台湾因中国签订天津条约而开放港口,从一八六〇年底开始有外国领事到台南。茶商纷至,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西洋传教师、神父接踵而来。据笔者眼力所及,还未读到相关资料,证明他们带着狗儿一起东来。

但是,日本统治台湾后第三年,也就是距今一百零九年前的一八九七年九月初,一个在洋行工作、名叫「保罗」的洋人,在报纸上连登三天一则稀奇罕见的寻狗启事。说是要找「小洋犬一头」。大概保罗的狗不怎幺像所谓的西洋狗,广告说了一个「但是」;「但是,白色狗狗有黑点,尾巴还被剪得很短」。当然,就像现在心急如焚的主人一样,绝不会亏待帮忙找回爱犬的善心人士,保罗也在广告之末表明会致赠谢礼。

登载这则寻找爱犬广告的《台湾新报》,是日治第一份现代化报纸,一八九六年六月才创刊。即使保罗的白狗不算是台湾第一洋犬,保罗应该还是台湾第一个刊登寻狗启事的狗主人。

一百多年前,台湾不仅不是没有小狗蹤影,而且还是满布市街,很容易让外国人感受到牠们的存在。把台湾乌龙茶输出国际的重要英籍茶商陶德(JohnDodd)曾幽默说,台湾的狗本来对洋人极不友善,会咆哮追咬洋人,但一八八四到八五年,法国军队占领基隆那段期间,被法军一宠,幼犬已经会摇尾巴,「跟随陌生人东晃西晃」了。

其实台湾土狗不仅对洋人怀抱疑惧,日本的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六月初从基隆上岸履任,七月有一天,自己单独在西门外散步,也曾被一群黑色台湾土狗包围狂吠。桦山一气,隔天就命令部下大举扫蕩野狗。这下台湾土狗惹到的可不是手无寸铁的英国茶商绅士,而是挥着刀的日本军人,旋即惨遭斩首报复。

接下去几年,日本基于卫生考虑,防制狂犬等传染疾病,非常努力扑杀野狗。养狗既要抽税,营救野狗还要罚钱。台北厅并公布法令,要求家犬要繫鉴札,否则一律视为流浪野狗,扑杀勿论。

但是,野狗和家犬只以挂在脖子上的「鉴札」(执照、许可证)来区别,误杀事件频传。一九○七年,终于出现一位主人,挺身为爱犬争取正义。《汉文台湾日日新报》指出,酒商叶瑞,住台北大稻埕日新街(今延平北路和凉州街口东南一侧),他的狗领有第五百十七号鉴札。家住日新街西市的叶家狗,一朝跑到南市闲逛,捕狗大队的日本人高野也晃到南市,报纸说,高野「乍见该犬。即从而铳杀之」。报纸没说叶瑞伤心悲愤,抑或颇有法律概念,反正他就告官了。他跟法院主张,狗以六十钱买入,之后每天花饲料费十五钱,养了十六个月,共花七十二圆,所以请求高野应赔偿他七十二圆六十钱。

狗绑着鉴札,仍被扑杀的何止叶家狗一桩,报纸说,但要求赔偿的「殆百无一二焉。叶瑞可谓饲犬人中之铮铮者矣」。从叶瑞的新闻来看,上个世纪初,似乎不少台湾人会花钱买狗养狗,然而既不关在家里,也不拉铁鍊散步,似乎还不到现在养宠物的程度。

到一九一〇年代,台湾对遛狗还很陌生。那时有份杂誌《台湾爱国妇人》,常登载各类国际趣闻。一九一五年有一段文章,把卖狗店说成「伦敦最奇者」,「绅士淑女偶一散步。无不率犬而行。每以金环箝其首。区区一犬。虽四五百金至千金,亦所不靳。」靳是古文「吝啬」之意。伦敦人对狗那般大方,教台湾人很是惊奇。

一九一〇年代的台湾社会,倒已不乏饲养西洋犬的人。一九一四年,也有个姓「菅沼」的日本人登广告寻找爱犬,说他的狗有「白黑斑」,属「フォックステリア种」,即英文的Foxterrier,台湾称「雪纳瑞」的英国犬。

而宠若儿女的饲主也已经大有人在。叶荣钟(一九〇〇年生,报人、政治运动家)十四岁那年,在家乡鹿港当小药剂生,受僱于日本人片冈医生。片冈太太高头大马、圆脸有酒窝。叶荣钟猜她大概没有生育,「所以养一条捲毛的黑狗,一天到晚抱起抱倒」。

「店狗」也现身了,可惜不怎讨喜。一九一五年三月底,春花正开,台北大书店新高堂里,有个年轻男人正在看书。本来画面很安恬的,老闆的狗儿却猛然发飙,咬了这位客人的右脚踝。

在西方世界,一九二〇年代开始的两任美国总统哈定和柯立芝,都曾公开抱着爱犬,大展笑容。一九三〇年代广告上,时尚摩登女郎常戴着钟形帽,和狗儿一起演出。

战前就有「狗是奢侈的家庭动物」的说法,当时台湾是否有养宠物狗的流行,并不明显。不过,中山北路宫前町的煤商张聪明家里,就有一只外国脸孔的狗,据称是他的儿子带回来的莫斯科犬,他们给牠取了一个洋名「Charlie」(查理)。从一九四○年左右拍摄的旧照上看,查理依偎在坐着的小主人腿边,颔下的铁鍊随意横过小主人的小腿,显得安逸而愉快,就跟当今万家爱犬所受的待遇一般。

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杜聪明在日本时代担任高等官员,待遇优渥,他家也养狗,取名「吉姆」。和张家爱犬一样,都取洋名。

当年,「エス」(念音同S)似乎颇流行的狗名。在台北静修女中的刊物里,有两篇女学生作文谈家里爱犬,两只备受宠爱的狗都叫「エス」。

战后日本还有很长时间,「エス」是日本狗界的「菜市仔名」,漫画里常有叫「エス」的狗狗。

从静修两位日籍女学生的作文也可以看出,战前应该没有专门特製的狗食,一般家犬常吃味噌汤泡饭,非常日本风。当然,也吃生肉、猪肉汁和家里前晚剩下的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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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牌暗藏魔鬼

二〇一二年底,台湾的汽车车牌有很大的变化;自用小客车的号码变成七码,包括三个英文字母和四个阿拉伯数字,车牌因此更大了,宽度增加六公分,变成三十八公分。

台湾的汽车车牌号不是一夜就跳到七码的,五、六十年前甚至没有英文字母,九十几年前,最早的车牌更只孤零零一位数字而已。一九一九年是台湾车牌的元年,那年八月底,台北厅(含今台北市、新北市和基隆)才开始规定汽车要挂牌才能上路。

事实上,台湾在一九一二年,就开始有第一部汽车,但是,面对这只崭新的神速怪物,没人想得到需要给牠挂上号码牌。之后,一只一只冒出来,等到台北有十六部车的时候,车子已经惹出不少祸,撞伤了一些人,台北的夜晚也被碰碰碰的引擎巨响吵个半死,官府才惊觉,该来管管这群新品种的风速怪兽了。等一九一九年把规则办法想出来,全台北厅也只有二十三部车子,这也是全台的四轮汽车的总量。车数这幺少,无法想像千万辆的未来情节,所以,车牌号码就老老实实从个位数开始排。

我看过不少日本时代的影像,从没看过台湾最初这一批纯号码的车牌。最典型的日治时期车牌,数字前还会有个汉字,例如「花18」、「高88」。这是一九二四年的新式车牌,台北州(含今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和宜兰)率先增加「北」字,随后,全台各行政区的车牌汉字,新竹州、台中州、台南州、高雄州和花莲港厅、台东厅,依序定为新、中、南、高和花、东。

对任何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来说,车牌的号码暗藏着魔鬼。日本比台湾早三十年接受西方文明,早年汽车又几乎进口洋物,西方人视为不吉利的十三,日本时代的车主也移植种在脑海里,对十三避之唯恐不及。

现代车主害怕拿到有「四」的车牌,日本时代早就如此,因为日语的「四」也与「死」同音。二〇年代末,当台北的车辆番号排到六百多号,就传出说,有二十二个号码在人间蒸发。四二、四四、一四二、四二七,都不吉利,三四四恰是「身死死」,四二〇是「死灵」。数字九也不怎可爱,因九遇见日文,七九的念音等于哭泣,一四九彷彿撞人,四四九更似撞死,九九还是「穷穷」,运将们都会拒用。

等到一九三五年,台北的车牌早已超过一千号,来到一千四百多号,可怕的车牌应该更多了。

日本时代,汽车车牌的颜色,一九一九年一开始定调为两款。自用车採黑底白字,这可能是当代台湾绝不可能使用的颜色组合。营业用的巴士、租赁车和计程车,则跟现在的自用车一样,白底黑字。

古今还有一点相同,每部车的前后都要挂车牌,但挂哪个位置,并不像现在规定这幺硬,放左放右放中间,都听任自由。

如果用日本时代的语言来说,此情种种,无不是台湾「自动车界の幼年时代の发育状态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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豪华世界邮轮初体验

都说基隆一个月要下二十五天雨,四月四日,港边一如往常,细雨绵绵。

有个洋人匆匆要搭船离开,一群身穿深咖啡色「蓑衣」的搬运苦力吸引住他的眼光。洋人停下脚步,比手画脚,苦力马上意会,脱下蓑衣卖给他。洋绅士从西装裤口袋掏出四、五张钞票塞给苦力,然后把蓑衣举得高高,彷如秀出战利品,喜不自胜,扬长而去。

苦力这一厢,也不知道手上握着这几张外国钞票值多少钱,隔天到台湾银行一换,才发现大得惊人,有十五圆,跟摘茶女一个月能拿的工钱差不多,也足够一个中学生搭船到东京。

这位洋先生,不知其名,只知是一九三〇年参加旅行团,坐豪华邮轮环游世界的客人。他所搭乘的Franconia,跟Laconia、Resolute、Belgenland、Australia等几艘两万吨上下的邮轮一样,一九二三到一九三三年之间,如春天的候鸟,总在二、三、四月间,轮番停靠基隆港。

不过,这群邮轮可不真的如候鸟小巧,一九二八年来的Belgenland虽然比一九一二年沉没的铁达尼号小了快两万吨,两万七千吨的身躯还是比当时日本的第一巨轮太阳丸大一倍,报纸不得不惊呼,「这船像一座山」。当时台湾人的大船概念,是那些游走日本和台湾间的定期客船,但以蓬莱丸来说,也只是Belgenland的三分之一而已。二月八日拂晓,Belgenland抵达基隆,刚好也在港内的吉野丸,看起来简直就像是Belgenland爸爸带的小孩。

邮轮观光团都由纽约出发,横越太平洋,停靠四、五十个港,游访四、五十个城市,花一百三十几天穿梭东半球,最后再回到纽约。每地停留时间不出一、两天,基隆这一站,只安排一天,有铁路专车接驳游台北。天之将白靠岸,午后四点左右,就必须离开台北回基隆,华灯初上,即要朝下一站上海去了。

虽来去匆匆,但每一次两、三百个碧眼金髮的洋人轰然挤进台北,依然带给台北的春天一记另类的雷公惊蛰。

现在沿着台北市师大围墙边的丽水街走一趟,很难不遇上一个金髮或棕髮的年轻人。一百多年前,台湾人却还不怎幺看得懂蓝眼洋人。十九世纪下半叶,当时来北台湾传教的马偕牧师说,有一位住淡水的西方妇女走到街上,台湾人瞪着她,议论她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。到一八九六年,日本统治的第二年,台湾人可能弄懂洋男洋女了,但那时台北的洋人才十一个。一九三〇年前后,全台看得到的洋人也不超过一百,他们不是洋行职员、学校教师,就是教会系统的传教师和医生。因此,突然有一天,两、三百个西洋脸孔,像快闪族一般出现在台北城,无疑是八十几年前的人文奇观。

记者笔下的「苍眼」、「珍客」,来自西方各国。一九三二年的邮轮Resolute载来两百五十多位旅客,其中美国人最多,有两百二十三人,其他则是德国、阿根廷、捷克、墨西哥、法国、波兰、匈牙利、瑞士、比利时等国的绅士淑女。当他们各个华服现身台北街头,报纸形容宛如一场「人种展览会」。年年看一次这种旅行团,记者已会比较;一九三〇年四月来的Franconia,「这回美人很多」,一九三三年来的,「老媪居多」。

愈看愈细,记者还注意到有妇女从船上带下来「魔法壜」(保温瓶),内装温牛奶。她们到铁道旅馆(旧址于今新光摩天大楼)吃中饭,面前铺白桌巾的餐桌上,放着木瓜和柑仔,一旁传来悠闲的小夜曲,她们「如小白兔的嘴」说:「真棒的音乐!」连她们以左手吃麵包,记者都有话要说:「因为她们是西方人,所以不会笨手笨脚。」

漂亮女生更不会错过。除了未婚的艾莉思美到被记一笔,RuthElder更是一九三二年豪华邮轮Resolute上有名的第一美人。一九二七年五月,林白成功无着陆驾机飞越大西洋之后,RuthElder就跳出来说她要当女林白。此话一出,大家都怀疑这位女演员藉机炒知名度,但年底,她果真跟一位有执照的男飞行员升空挑战了。虽然,最后迫降掉落大海,仍不失为勇敢的女性,享有盛名。

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清晨六点,Resolute靠抵基隆,新闻记者就听说RuthElder在船上了。陪伴同行的是她的第三任丈夫小华特坎帕,也是名流,人称其父老坎帕(WalterCamp)「美国足球之父」。RuthElder一生共有六位丈夫,最后一位还结了两次婚。和坎帕结束邮轮旅行,这一年,也离缘分飞了。

另一位知名的旅客离去后,噩运也找上门。对前耶鲁大学校长ArthurTwiningHadley来说,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九日抵台的澳洲号是一艘死亡之舟。

在耶鲁大学近三百年历史中,Hadley是第十三任校长。不甚吉利的十三,他却稳坐大位长达二十二年,从一八九九年开始,带领耶鲁跨入二十世纪。Hadley校长在台北时看起来很健康,记者还拍了照放在报上。但相隔不到二十天,就传出恶耗,病逝神户。

一九二九年经济大恐慌,拖带出好几年的不景气,参加豪华邮轮之旅的人虽然减少,却无碍富翁的游兴。七千圆到一万五千圆不等的旅费,要丘陵採茶的台湾姑娘做四十年到八十年的工,才上得了船。于是,邮轮上可见的,多像耶鲁大学校长这种有来头的人物;国际扶轮社的总裁、南美的外交官、铅笔大王、船王、律师、演员、作家,各色名人都有。

总督府非常重视这一批批的贵客,即使短短一日游也不放过。邮轮旅客来台北,固定游览台湾神社(今圆山饭店)、博物馆(今馆前路底的台湾博物馆)、龙山寺、专卖局(今南昌街的菸酒公司,参观樟脑製作)、植物园(今南海路的植物园,其内原有商品陈列馆,展示台湾特产)各景点之外,中午一定在红砖洋风的铁道旅馆用餐,午后总督再邀至官邸(今凯达格兰大道上的台北宾馆)办茶话会,招待柑橘、香蕉和乌龙茶。有时在庭园摆长长的桌子,客人自由立食,有时在官邸二楼阳台放一堆小圆桌,客人居高,吃午茶,也飨台北的人情风光。

总督府礼数十足,其意不在交朋友,拚经济、拚观光才是目的。通常一下船,港边就有商店专为这群高消费力的名绅贵妇设摊。吃完饭,铁道旅馆的大院子照样摆出一大堆原住民番刀、大甲草帽、斗笠、布袋戏偶、蛇皮拐杖和珊瑚别针,瞄準洋人荷包。最后,商品陈列馆磨刀霍霍,等着再刮肥羊的第三层皮。往往洋客前脚一走,后脚大家就细细碎碎计算一天下来到底卖了多少钱,比去年多,还是比前一团少。

其实,台湾各类土产中,官方推销乌龙茶最力,但看总督临别持赠每人六两装的乌龙茶两罐,可想而知。美国从一九二〇年初开始,一路禁酒到一九三三年,逼得美国民众以茶香取代酒精,拿走全球茶需求量的九分之一,台湾自要把握这卖茶的大好时机。

街上民众看这群「联合国」稀客,跟大稻埕茶商的眼神就不相同了;他们不看人家腰缠多少贯,只看热闹。两百台人力车或八十部汽车,缀成一线,如珍珠滚动过街。沿途所到,何等风景?汉文的报纸用了「观者如堵」来描写,似乎比「人山人海」更有想像空间,更有头挤头的动态感。

当年的洋人大叔最熟日本三样东西─艺妓、武士和切腹,所以在台北遇见日本艺妓,艺妓看见汽车里的外国人,大呼不可思议,洋人却一副熟人模样,轻鬆打招呼──「哈啰!」

西方人生性活泼大方,有一回车队开进植物园,正好遇见一群二、三年级的小学生在写生,他们也是拚命挥手、猛摇手帕,逗得小孩子很开心。

又有一次,经过今监察院前,看见路口中心矗立的铜像,外国客人好奇,问翻译那是何方神圣。临时被抓来公差当翻译的高商学生一下子被考倒,「啊──?」最后胡诌是「有名的总督」。其实那是总督府内一人之下的前民政长官「大岛久满次」的铜像,还好洋人不是来考选官费留美学生,否则,就等着当榜外举人了。

匆匆热闹了一天,洋客人回到基隆,一步一步登船,天色也一步一步被踩黑。锣声传来,舷梯收起,紧接着两声沉重的鸣笛,红色大烟囱冒出黑云,大船慢慢动起来,即将没入海和天共张的夜幕。此时,一声叠着一声的「GOODBYE」却从船上传来。浓纯的洋调,让一九三〇年的台湾读过一页海上来的惊奇之后,还要忍不住噗嗤笑出来。即使,基隆总是下着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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